连载我们曾经是北山里人
“北山里”，即北面的大山里，这里特指位于内蒙古和黑龙江北部的大兴安岭。吉林和辽宁有人把“大兴安岭”称作“北山里”。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下旬，应老同事王宝臻老师夫妇邀请，我和老伴儿专程从辽宁阜新启程，去吉林省洮南市与他们相聚。这是我们两家人在大兴安岭分别二十三年后的第一次相聚。我与王老师夫妇相识于一九七八年，是在“北山里”的鄂伦春自治旗吉文镇学校。那年三月我刚从鄂伦春自治旗甘河中学到吉文镇学校任教。吉文地区，四面环山，森林茂密，落叶松、白桦、杨树、柞树，漫山遍野，其中最多的是落叶松和白桦树，小镇坐落在盆地中，夏天里放眼望去，郁郁葱葱，如同绿色的海洋环绕四周。吉文镇学校是一所九年制学校，一至五年级是小学，六至七年级是初中，八至九年级是高中。王老师年长我七岁，中等身材，大脑瓜，两只大眼睛聪慧有神，思维敏捷，语言幽默。有时候，他穿衣不计小解。记得刚时兴涤卡、的确良时，他身着蓝色涤卡上衣，里面套着白色的确良衬衫，由于衬衫比外衣长，所以上衣下面露出了一圈白，于是有的同事说：“王老师，看你那衣裳穿的，怎么不把衬衣掖进裤子里？”王老师却笑着回答道：“这样穿，显得我多称（富有）呀！”王宝臻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吉林省洮南市农村学校工作了十八年，为了改变生活，一九七六年他调转到了“北山里”的吉文镇学校；而我呢，为了寻找生路，一九七七年携妻与子从黑龙江省农村学校应聘到“北山里”的甘河中学，让我困苦不堪的是全家人在甘河长达一年时间没能落上户口，为了解决全家五口人没饭吃的问题，才从甘河中学到吉文镇学校任教。当时，王老师教高二语文课，并担任中学组的大组长，我教高一数学课。我们两家同是五口人，三个孩子两女一男；同是刚从农村来到城镇不久；同是一个人挣钱，养活五口人，生活很困难，困难到什么程度呢，举例说吧，如果请同事在家里吃一顿饭，全家人必须一星期就着咸菜吃饭，否则生活费就花不到月末。为了缓解窘境，学校领导让王老师的妻子王淑琴和我的妻子到学校幼儿园当了临时老师。因为家境相似，因为同是来自农村学校，也因为都纯朴善良、谦虚正直，让我们有了更多交往和相互关照，彼此真挚的友情也由此产生。我与王老师除了教课以外，又都是班主任老师，他担任九年级的班主任，我担任高一二班的班主任，我们两个班教室仅隔一墙。有一天下午课间，我班的两个女生不知为什么口角起来，女生吵架和男生不一样，男生吵架好动手，女生吵架只动口，而且越吵声越高，两个女生站在讲桌两边，你一句，我一句，你声音大，我比你声音还要大，谁都不甘示弱。当时，我正在教室里，由于不明其吵架的原因，就坐在教室后面一边看一边听她们吵，想看出个缘由再发言。愈来愈大的吵骂声惊动了隔壁教室的王老师，他以为我没在教室里，于是从九年级教室来到我班门口，推开门刚想制止，向后一看，我在教室后边正稳坐钓鱼台呢，便退出房门，不解地走了。放学后，我让两个吵架的女生留下，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之后回到办公室，王老师看我回来了，笑着说：“瞧你这班主任老师当的，两个女生吵架都吵翻天了也不管，我以为教室里没老师呢，推门一看，你坐在后边看热闹呢！你可真稳得住。这教育学生，可真是一个老师一个方法。”我听后，笑了笑，没说什么。因为我知道，王老师出言直率，是出于对我工作的关心。我在数学教研组，因为在甘河中学时教过语文课，王老师经常与我磋商语文方面的一些问题。我是数学教研组组长，王老师是语文教研组组长，为了方便，我们俩经常单独在一起讨论一些个例，他常说：“知识这东西，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来不得半点虚伪。”记得一天下午放学后，办公室里，老师们有的在批改作业，有的在备课，王老师小声把我叫到操场上，探讨“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上”这一单句的句子成分如何划分，讨论的焦点是“在天安门广场上”这个介词词组是句子的什么成分。作为语文教研组长来找数学老师探讨语文基础知识，足以见得王老师的谦虚与坦率，于是我与王老师讨论起来，讨论的最后结果是，“在天安门广场上”这一介词结构，既可作补语，亦可作状语。如果在动词“升起”的后边是补语，补充说明“升起”的处所；如果在动词“升起”的前边就是状语，指出动词的性状。王老师这种为人谦逊的态度，做学问求甚解的精神，至今都让我钦佩。在北山里的岁月里，我们都经历了很多苦痛，也有过许多快乐。大兴安岭是高寒地区，当时的吉文、甘河最低温度可达-40℃，每年冬天，为了取暖，老师们都要顶风冒雪，拉着人力车到离家几十公里以外的大山里去拉半子（木头）。我和王老师第一次到山里拉半子都经历过让人惊惧或啼笑皆非的场景。我第一次上山拉半子，从吉文镇学校向西，走出十多公里，到了山脚下再拉着人力车往山上爬。大兴安岭的冬季，十天一场大雪，五天一场小雪，森林里的雪深得没过膝盖。在积雪里，我迈着沉重的脚步，大口地喘着粗气，呼哧呼哧地沿着山坡向上爬行，等爬到山顶时，汗水把棉帽子湿透了，把棉袄湿透了，把棉裤的腰部和大腿部也都湿透了，头上，身上，腾腾地冒着热气，两条腿累得再也抬不起来了。小憩之后，便开始砍伐柞树或枯树（因为按规定柞树或枯树才可以作烧柴），渴了，抓几把雪放进嘴里，饿了，啃几口冻馍。然后装车、捆绑，一切妥当之后，顾不得疲惫，拉起车顺着上山路下山。人常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这说的是单人无负重的情况下山，而我是一个人拉着重有千斤的木头车下山，其难度可想而知。我竭尽全身力气，双手紧握车辕，用力上抬，让车尾部着地，躲开前面不断出现的大树小树、树墩带来的障碍，力争让车尾与坡面产生更大的摩擦力，以减缓车子下滑的速度，尽管如此，还是没有控制好车子，车子下滑的速度逐渐加快。这时，驾着重车的我，心里越来越害怕，怕的是万一躲不开障碍，人车撞在大树干上，就会车毁人亡。车子下滑的速度继续加快，我更加恐惧，忽然车子的右轮垫在了低矮的树墩上，“咣”的一声，瞬间车子翻了个儿，车的两轮朝天了，我整个人也被车辕打翻在地，也就是在这一瞬间，我想：完了，我这条命交待了。趴在山坡地上，自我感觉一下，呼吸正常，神志清醒，胳膊和腿还能动，于是慢慢地从车辕下爬了出来，再抬头看看朝天的两只车轮还在“嗖嗖”地转着。一场虚惊，大难不死！王宝臻老师第一次上山拉半子，出了吉文镇向西南进山，往返四十多公里，满载而归，路过护林哨卡，护林员检查时说他拉的木头不符合作烧柴，于是一车半子全都被没收了。出大力，流大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拉回来的半子就这样白白地交公了，王老师怎能甘心，他苦苦地央求着护林员，说自己初来乍到不懂林区规矩，家里没烧柴孩子老婆冻得直哭，左说右说，好说歹说，护林员才网开一面，让他卸掉一半儿，拉一半儿回家。王老师憋着一肚子委屈，拉着这一半儿烧柴向回走，当走到一段下坡路时，迎面来了一辆卡车，为了躲开卡车，他的车顺着下坡滑向了路边一户人家的木杖子，他用力地控制着车速，可是无济于事，车子仍然朝着木杖子窜去，说时迟，那时快，连车带人撞上了木杖子，车终于停下来了，可是车辕和王老师的脑袋瓜却撞进了木杖子里。脑袋在木杖子里边，身子在木杖子外边，他想往前拉，拉不了，想往后退，退不动。木杖子院里人家养的一条大黄狗，发现自家木杖子里突然撞进了一颗人头，而且还是生面孔，就狂吠着扑过来，王老师急得啼笑皆非，又无可奈何，幸亏主人及时赶来把狗吓住，否则，王老师就会被咬得满脸血花。一九七九年末，吉文镇学校的高中班撤并到甘河中学，王老师和我先后调往甘河中学任教，我们的家也先后迁居甘河镇。甘河镇位于南北大山的峡谷之中，山上的植被和吉文镇四周的大山一样，清澈甜美的甘河水就从甘河中学校园北侧流过。王老师和我仍然给学生当班主任。春天里，我们曾经带领学生们跨过这条河去对岸的大山里，欣赏落叶松、白桦树的挺拔英姿，尽情享受天然氧吧带来的清新空气，领略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壮观美丽；夏天放暑假了，我们曾经带着自家的孩子们有时在河边戏水、洗衣服、刷自行车，有时趟过浅流，去山里采野果，那黑色的臭李子，紫色的都柿，粉色的高粱果，半红的山丁子，给孩子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冬天放寒假了，我们曾经带领孩子们，踏着厚厚的积雪，拉着人力车，滑过河冰面，到对面的山上掰枝丫当烧柴。王老师转到甘河中学后，他的夫人王淑琴从吉文镇学校转到甘河镇小学继续做代课教师。我们的工作照样繁忙，生活仍然紧张，孩子们也在长大，为了生存的更好，大家也在不停地奔波。一九八零年代中期，由于各种原因代课教师转正十分困难，王淑琴老师为了能转正，不畏山高路远，离开丈夫和孩子，只身一人到离城镇几百公里远的深山里去教书，那里交通不便，生活单调，白天她给学生上课，晚上一个人住在学校里，夜里陪伴她的只有蚊虫的叮咬和野兽的吼叫声；夏天自己种菜，冬天自己砍柴，一个单身女人在深山里足足熬了八年，才得以转为国家正式教师。一九八零年，由于受高寒气候的影响，我不幸患了支气管扩张症，为了缓解病情，一九八六年我调离了甘河中学，举家离开了甘河镇向南转移。当时，我的儿子与王宝臻老师的大女儿王晶瑶在同一个班读书，由于两家大人相处得和谐，孩子们相处得也十分融洽，搬家时，两个孩子依依不舍，我儿子说：“我要转学了，没啥东西送给你，就送给你一颗眼睫毛吧，留作纪念。”说着，顺手拽下一颗眼睫毛，送给了王晶瑶。二十三年后，在乌鲁木齐工作的王晶瑶，仍然记着这纯真的同学友谊。我调离甘河中学后，一直很想念王宝臻老师一家人，王老师夫妇也同样惦记着我们，特别是听一些人说，我离开甘河中学后，升迁了，休了原配，换了夫人的消息，更是不安。王老师的夫人王淑琴说：“贾老师的媳妇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啊，我们在一起工作时，啥说道也没有，善良厚道，这样的好人，贾老师怎么给休了呢！这个贾德全真是没良心！”前几年，我陪同大女儿回“北山里”探访旧居故友，回到甘河中学家属住宅看望王老师夫妇，结果只看到了他们的旧居，人去屋空。听邻居说，王老师夫妇退休后搬走了，为了供两个女儿读完大学在天津做生意呢。我询问王老师的联系方式，遗憾的是邻居说不知道。去年四月中旬，在家里，我突然接到了王宝臻老师打来的长途电话，王老师激动地说：“这几年，我找你找得好苦啊，问谁谁不知道你现在哪儿，最近我找了许多当年咱们教过的学生，最终从大兴安岭呼中区贾兴雁那里得知了你家的电话号。都说你离开甘河中学后高升了，换了新夫人，是真的吗？”我笑着回答说：“没有的事，不要道听途说。”“没有的事？不信！你家有电脑吧，让我们在视频里看看。”接着，我们通过QQ视频，两家人终于又见面了。王老师的夫人王淑琴在视频里看着我的夫人晓琴，喜极而泣，她对我的夫人说：“这些年，我就是惦记你呀，听说你们离婚了，我一想起这事，心里就特别难受……”通过网上交流得之，王老师夫妇从天津回来后，在故乡洮南市区买了楼房，准备在这里安度晚年。在洮南相聚的几天里，正值王宝臻老师的母亲八十六岁生日，我们跟随王老师夫妇驱车一百五十多公里去洮南市万宝镇农村为老人祝寿。一路上，看到的是遍野的碱土地，长满虫子窟的小杨树，遗留在地里细细的庄稼杆儿，一村又一村低矮的土平房，当然偶然也能看见几所红瓦房，不过它们只是对众多土平房的点缀而已。这里的乡路坑洼不平，这里的村路还是原始的土路，这里干旱少雨，甚至是终年无雨，农民吃的是玉米面，喝的是高含氟含碱水，他们见着生人，笑时不敢张嘴，怕的是露出黄牙难看。曾有联合国官员来此考察后说，这是不适宜人居住的地区。然而王宝臻夫妇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后来他们也是从这里走出来，去北山里谋生的。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王宝臻夫妇说，这里没有多大变化，基本还是老样子。王老师感慨道：“在这里生活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小时候在家里放羊，总是光着脚板走路，穷得连双鞋子都买不起，考上师范学校后，交不起学费，连双被子都置办不起，完全是靠助学金完成的学业……，穷则思变，穷则思迁，是穷苦的生活使我们走出了这里。可惜的是，从这里能走出去的人实在是太少了！”离开了土路、土屋、土炕、土气，从农村返回洮南市区，走进温馨的居室，洗去了从农村带回来的烟尘灰土，可是怎么也洗不掉脑海里从农村带回来的那些破败、凋敝和苍凉的印记。可怜的农民啊，什么时候才能赶上城里人的生活水平。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我们两家人畅谈最多的是过去在北山里的生活和今天的巨大变化，更多的感慨是闯荡大兴安岭的艰难困苦与可喜收获，感谢当年北山里给我们的机会，为我们拼搏奋斗的历史喝彩，也为我们曾是北山里人而骄傲和自豪！王宝臻老师和我王淑琴老师和我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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