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特务在中国搞情报,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01
近代以来，日本通过各种途径，处心积虑地对中国进行间谍情报活动。甲午战争前，就有大批日本间谍以各种伪装身份涌入中国，为后来发动战争提供详尽的情报支撑。
年日本人设立的东亚同文书院，只招收日本学生。开办20年里，组织学生在中国境内以“实地踏访”的名义盗取情报。他们的调查路线无孔不入，遍及中国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区。就连湘南偏僻乡村深山老林中的无烟煤炭资源，都出现在他们的调查记录中。
二战前夕，日本的间谍活动更是达到了巅峰。情报机关的无数爪牙，在中国各地大肆进行各种地形测绘、资源勘探和社会调查。
日本人对于地图的重视，称得上狂热。他们测绘的地图十分详细而精准，战后缴获的日本为发动战争而绘制的军用地形详图中，比例精确到五万分之一，地图上村庄、道路、小丘，庙宇，甚至水井、树林都标示得清清楚楚。简直触目惊心，令人发指。
02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发生在东北的日本间谍案。它后来也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其中一个借口。
在大兴安岭南麓的内蒙古乌兰浩特市西北30多公里，洮儿河下游有一座偏僻而安静的察尔森镇。年，这里驻扎着东北军的边防屯垦军第三团。这年6月25日清晨，屯垦三团驻地，这平时很少有人来往的军事禁区，来了几个不速之客。
卫兵在团部附近看到一伙人牵着马匹在拍照测绘。卫兵觉得他们形迹可疑，就报告值勤军官，将可疑人员带到团部。此时团长关玉衡恰好外出巡防去了，由一营长陆鸿勋代理团务。
陆鸿勋见领头的那人头戴皮帽，上面还套着副风镜，身上除了棉衣还罩了件皮夹克。六月底，当地的天气已经转暖，眼前几人却还是一副厚厚的冬装。马背上还驮着不少行李。陆鸿勋对这伙人进行讯问，他们却听不懂汉语。用蒙语问话，也没人回答。陆鸿勋怀疑这些家伙可能是日本人，就让人请来团副董平舆。
董平舆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又到日本士官军校留学过4年。他用日语询问那些人，果然领头那个开口了。他自称是东京农业学会派出的农业专家，此次是从洮南出发，原计划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和农业情况，听说前方道路常有土匪抢劫，就准备折回洮南。
随同的三人分别是日本助手、俄国马夫和一名带路的蒙古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他还从口袋里取出自己的名片，上面印着“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中村震太郎”字样。
董平舆没有轻信他的话。他通过这些人的马匹和装饰，觉得他们形迹可疑，就命士兵搜查。果然没错，从这些人的行李和棉衣中，不仅搜出了望远镜、罗盘、温度计和测土仪器等专业设备，还搜出了一支马枪和一支手枪，以及多张军事地图和详细的调查笔记。
董平舆心中断定中村等人是日本间谍，于是他一边悄悄派人去向团长关玉衡汇报，一边客气地稳住他们，让他们在团部暂住一夜，并答应第二天派兵护送他们回洮南。
03
团长关玉衡得知消息后，连夜赶回团部。此时董平舆也已经抓紧将缴获的材料翻译，整理出来。这帮家伙的狐狸尾巴终于暴露出来，中村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开头就交待出了他的真实身份：“日本帝国参谋本部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
笔记里不仅记述着中村在东京出发时送行的情况，还详细记录了他一路所经过的地点：洮南府、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中村所携带的，铅笔勾改过的中日两种文字的军用地图表明，他们一路走来，一边实地侦察测量，一边根据实况校改地图。
他的调查笔记更是详尽细致，除了沿途所经之地的人口、物产、森林、矿藏、土壤、水源、气候、雨量等情况，甚至连兴安屯垦区的兵力、枪炮种类、官兵数量、将校姓名、营房坚固程度以及车辆、马匹、粮食、辎重等信息都有记载。
要知道，这么详尽的资料可是连当地官方都掌握不了的。
关玉衡
关玉衡随即对中村进行正式审讯。面对铁证如山，中村态度傲慢自大，依然不认账。还自称是退役的陆军大佐，企图推卸日军的间谍罪责，同时吓唬中国军人。关玉衡17岁投笔从戎，是张学良在东北讲武堂的同学，也参加过直奉战争，当然不会吃他那一套。
关玉衡见中村死不认账，便先去审问另一名日本人井杉延太郎。果然奏效，井杉延太郎随即承认，自己是中村的助手，在一家采木公司工作，曾经是日军曹长。而中村确实是陆军大尉，俄国人叫米罗阔夫，负责看俄文地图兼做翻译。
事到如此，中村的日军间谍身份确认无疑，获取中国军事情报的罪行也是铁证如山。如何妥善处理这个事件，在当时东北的形势下，关玉衡感到棘手。
身着中式服装的中村震太郎（中）
如果放了中村一行，无异于放虎归山，中村等人探取的情报必然被日军掌握。并且，日方很可能还会倒打一耙，污蔑中国军人无故扣押中村等人。可若不放人，日本人在东北享有治外法权，但凡走漏风声，日本有的是办法将中村一行要回，后果同样不容乐观。
04
于是26日下午他召集连级以上军官商讨对策。会上，董平舆等人建议：“弱国无外交，若将中村等解送沈阳，日寇必将他们及其所携带的调查笔记、地图等全部索回，并且还要我方赔礼道歉，徒然惹出许多麻烦，毫无益处。
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所以，无论如何不能释放他们，也不可解送沈阳，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这里秘密处死他们。”
关玉衡权衡再三，决定对中村等人再进行一次审讯，进一步取得他的口供，再作最后决定。
中村的中式服装伪装
26日晚，审讯开始后，中村依旧气焰嚣张，竟然蛮横暴躁地挑衅现场的士兵。关玉衡恼怒地抽出战刀，中村才有所收敛，并供认其间谍罪行。
没料到，仍不甘心的中村在笔录上画押时，又与官兵厮打，甚至还试图抢夺武器。就在激烈厮打中，中村手腕上的手表被扯掉下来。可惜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下，没人注意到这个细节，而这块手表后来竟成了致命的隐患。
关玉衡和军官们统一意见后，决定当晚将中村一行秘密处决。
26日午夜中村大尉等四名间谍犯，被押赴后山僻静处执行枪决。将他们的行李和马匹，除重要文件外，全部焚毁灭迹。中村震太郎一行在察尔森一带消失了。
第二天清晨，关玉衡带着所缴获的间谍证件和证物，赴兴安屯垦公署报告，同时转呈当时在北平养病的张学良。
尽管关玉衡再三严令，任何人不许泄露处决间谍的事情，违者以军法论处。遗憾的是，事情最终还是泄密了，问题就出在那块中村掉落的手表上。
05
半个月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情报机构，开始急切地寻找中村的下落。当时在齐齐哈尔的朝日旅馆其实是日本情报机关的一个联络点，那里的女特务值松菊子从一个嫖客口中得知，不久前有两个日本人、一个俄国人和一个蒙古人被屯垦军杀了。
而中村的手表就在屯垦军的一个司务长李德保手中。
原来，那天李德保去送夜餐时看见了地上的手表，贪念顿起，竟然捡起装入自己的口袋。后来又把手表典当到洮南一家当铺中。他不会知道，这种被称为“三道梁”的手表是专门为日本军官生产的高级手表，不仅中国市场没有，日本国内也不会流通。
随后，日本间谍川岛芳子设下陷阱，将好色之徒李德保勾引到旅馆内。几杯酒下肚，他便说出了屯垦三团处决中村等人的事情，还被骗拿出了当铺的契票。关东军特务机关将中村的手表拿到手中，李德保当晚就被一杯毒酒送了性命。
当时，日本军部正在策划军事占领中国东北，他们借中村之事大肆炒作。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发表所谓《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对中村的间谍罪行只字不提，反而歪曲事实，胡说“中村震太郎在满洲被张学良的军队劓鼻割耳，切断四肢，悲惨遇害”。
日本方面不顾中国东北当局的一再驳斥，蛮横地要求中方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严惩肇事者。
在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也抓住这个机会，煽动民众的仇恨情绪。中村事件改编成电影，中村震太郎被塑造成“民族英雄”。鼓吹为中村“报仇”，要“武力征服满蒙”。
日本空军还在一些城市的上空投放传单。标题为“醒来吧！同胞！重视我们的国防！”的传单上画着中国东北地图，上面公然插着的日本国旗上写的是：“啊！我国的特殊权益！”
9月初，日本陆军省和日本政府同时威胁中国政府，称如果中国方面不能迅速以诚意从事调查，“则日本军事当局与外交当局应会同决定报复行动”。当时代理张学良主持事务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拿到中村间谍活动证据后，正式开始与日方进行谈判。
二战前，日本已经在做人人皆兵的准备了
在日方多次无理要求交出关玉衡，为中村震太郎偿命的情况下，9月13日，荣臻秘密派人将关玉衡和董平舆接到沈阳，由宪兵看押保护，以防日本人加害。然后传出消息说，已将关玉衡投入监狱。
之前，关玉衡拒绝了前往苏联暂避的安排。他坚信证据确凿，处死间谍没罪。此时，无论是张学良在内的东北当局，还是关玉衡他们，都还幻想能够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中村事件。
他们没料到，一场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即将爆发。
06
9月16日，日本《朝日新闻》等报以突出的位置刊登了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照片，他在前往中国东北的火车上对记者说：“以中村事件为机会解决满蒙问题，其手段方法要由外务当局来实施，作为陆军不过是从侧面进行支援而已。”
9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还发表声明说，因为中村事件而“盛传日本军队有动员计划说，全系无稽之谈”。9月18日下午，荣臻与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还在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就中村事件展开会谈。
土肥圆贤二
这些其实都不过是日本人的烟幕弹而已，几个小时后，日本军队就突然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袭击，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至于关玉衡本人，9,18当天晚上，日军到处查找他，幸亏宪兵提前把他放了。关玉衡和董平舆都化装逃出了沈阳城。后来日本人还一直悬赏捉拿他们。
而那个营长陆鸿勋，后来已经投降到伪满军当了炮兵团长。几年后日军查出他当年身份，立刻关押起来，严刑拷打。残暴的日军最后把他押到洮南，处以剐刑，零割肢体为中村祭灵。
新中国成立后，关玉衡和董平舆两人都作为爱国民主人士，担任过省政协委员。在参加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的活动中受到过周恩来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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