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九运动与五四运动作为比较研究的

原标题：“一一九”运动与五四运动：作为比较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五四运动和“一一·九”运动都是中国近代史中的学生爱国运动，比较而言，二者有相似又有不同。历史事件的比较研究使我们更加清晰的看到“一一·九”运动对于中国近代史、东北地区乃至东北亚地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生活在事发地——哈尔滨的一员，感到由衷的自豪之余，更觉得有义务有责任把先辈的精神发扬光大，使更多的后昆受到教益。

“一一·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的简介

（一）五四运动的简介

五四运动（又称“五四风雷”）是年5月4日由爱国学生、工人发起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年在商讨“一战”战后事宜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中国作为战胜国本应收回德国在山东的利权，列强却私相授受，悍然合盘转让给日本）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面对“弱国无外交”的屈辱局面，从5月4日开始，北京的学生纷纷罢课、游行示威，组织演讲、宣传等，随后天津、上海、广州等全国多地的学生、工人也给予支持。北洋政府迫于压力，最终决定暂缓在和约上签字。这一场抵制列强侵占中国领土的爱国运动还引发了以反对传统文化为标志的新文化、新思想运动。历史上传统的观点将五四运动定性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现在也有观点认为，五四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引起了思想、文化的颠覆性变化，更在于民众主体力量革命性增强，引发了全体社会全方位的重大转型，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五四运动的意义不再局限于引起东亚地区性政治格局颠覆性变化，而是引发了持久、广泛的国际影响，左右了世界政治格局和历史走向，因此称之为“五四革命”毫不为过。

（二）“一一·九”运动的简介

“一一·九”运动是哈尔滨青年学生为反对日本劫夺五路的一系列爱国运动的总称。年5月13日，在日本的威逼下，张作霖被迫与日本人签订了出卖东北路权的《满蒙新五路协约》。消息一经曝光，舆论哗然，哈尔滨人民举行了各种抵制、抗议、游行示威等活动。年11月9日，哈尔滨大中小学校学生余人执“誓死力争”旗帜，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劫夺路权。滨江县警察开枪阻止，学生受伤一百四十余名，造成“一一·九”惨案。[1]成为整个“一一·九”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当时哈尔滨各界人士纷纷谴责当局对学生爱国行为横加阻挠及血腥镇压……继而黑龙江省内乃至东三省的其他城市也爆发了保路抗日运动，后续影响波及小半个中国。此运动打乱了日本掠夺中国东北路权的计划，推迟了修筑“五路”的进程。日本帝国主义策划“满蒙新五路”阴谋在“九一八”事变前终未实现。[2]这也成为日本提出“积极地东方（对华）政策”的田中内阁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路权”斗争的胜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二者的相似点分析

（一）运动的动因相同：都是反帝爱国运动

“‘五四’事件的近因不仅是巴黎和会的惨败，也是年‘二十一条’所引起的愤怒情绪的延续。”前有甲午战争失败之耻，中有迫签“二十一条”之辱，今又豪夺青岛及山东利权！是可忍孰不可忍！学生的爱国热情瞬间被燃起，“中日冲突在国内激起了中国人民无比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结”，五四风雷就此引爆。加之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庶民）看到了希望，成为五四运动发生的重要原因。

“一一·九”运动同样作为爱国运动，其事发原因更为具体——铁路及其利权。对于铁路及其利权重要性，事发地哈尔滨市民乃至整个东北地区人民都有着深刻的认知：“铁路为全国命脉，从经济上讲，则关于财政；从调运上讲，则关于兵政。若铁路为外人所有，不啻财政、兵政之权，全授之外人也。”[3]日本军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如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甚为险辣：一由旅顺军港上陆，由南满线（今哈大线）可直达长春；一由清津军港上陆，由吉会线（今吉林市到朝鲜的会宁市）可直达吉林，并与南满线会合，中间将奉、吉二省完全包围。再由长大（今长春到白城的大赉镇）、洮索（今吉林省的洮南市到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浩特市索伦镇（当时是黑龙江省辖区））两线，可进逼黑龙江，实足以制我东三省的死命。延海、吉五两线一成，则吉林大部分之精华全被吸收，长大、洮索两线一成，则江省大部分之精华全被吸收，三省的经济命脉完全为人操纵了。[4]社会各界都有所反应，包括教育界在内的哈尔滨市民抗路联合会曾通电，日本乘危劫夺吉会、长大等路权，以遂其三线三港主义，囊括东三省于南满铁道会社范围之下，使东三省沦为朝鲜第二……[5]龙江省议会通电曰：“万恶日本，向怀野心。久用其铁路侵略政策，以图谋奉省。今又拟建筑五路，进窥吉江。此等政策如果实现，不但东省祸患迫于眉睫，即中国危亡已近在旦夕矣!”[6]哈尔滨总商会通电曰：“如任（日本军国主义）野心得逞，则彼数十年所抱之大陆政策，借此于以实现，冲破国防之蕃窗，操纵国民之经济，我三省之大好河山不久终将步台湾、朝鲜之后尘。三省既危，全国动摇，哀我民族，恐由此而沦于万劫不复。”[7]爱国学生发出愤怒的吼声：“同胞乎!同胞乎!朝鲜灭亡，可为殷鉴；波斯覆辙，将步复尘。盍不奋袂急起，力争路权，拒绝五路之建筑，施行经济之绝交，以挫彼帝国主义之野心也。”[8]

（二）运动的主体相同：都是学生主导的运动

和五四运动基本类似，“一一·九”运动也是学生为主发起的爱国义举，声势浩大，热情和勇气可嘉。事先未经周密计划和有效组织领导，基本处于“走一步看一步”的半盲目状态，所以当运动处于关节点上，出现了一些分歧，在继续罢课，还是合法交渉的问题上，“学联会多次开会，意见纷纷，有的主张罢课，有的主张合法交涉……两派展开多次辩论，各持已见，最后表决，主张罢课的不及半数，因而采取了进行合法交涉的办法。”[9]在“就势包围了道里滨江道尹公署……学生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有的说往里冲!有的说包围，有的说撤，还有的说走，不干啦!不一会儿，队伍就散了。”[10]事实证明，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学生运动难免因缺乏统一领导和组织使行动陷于盲目和无序。其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尚未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在整个运动中处于“干着急”的角色。“可惜广大的劳苦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还没有很好的组织，我们党的政治影响还没有在群众中扩大，党的组织上的群众基础尤为薄弱，所以这一运动仅掀动了小资产阶级和学生群众，稍经打击便崩溃瓦解而不能持续的前进。所以这一运动在客观上是有革命的意义，在群众方面也是革命的行动，但是发动这一运动的大商买办阶级，却是半点的革命意识也没有。”[11]

（三）运动的作用相类似：都扩展到了社会各界

五四运动最初是爱国学生的激奋行为（原因如前），很快得到了全国社会各界——工人、商界、报界乃至农民和军人等的支持，相继在许多城市爆发了罢课、罢工、罢市等，在海外也得到了声援和实际支援——捐款捐物。其时，正值美国的杜威赴北京讲学，在写给女儿的信中不禁发出如下感慨：“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清除式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12]而且学生等新式知识分子在与新社会和新经济力量短暂的亲切合作当中“尝到了甜头”，发现只有团结才能产生更大的力量！由是开始明白以后的成功要靠举国一致万众一心的、以改变中国经济和社会命运为目的的群众运动。

“一一·九”运动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声援与实际支援：惨案发生后，当晚即有很多哈尔滨的市民自医院看望受伤学生；《哈尔滨公报》《国际协报》《晨光报》等媒体都以显著位置刊登警察殴伤学生的消息和照片，并发表文章抨击反动军阀的卖国行径；黑龙江省路权自主会在致吉林省长张作相的电文中说：“此次日本强筑我长大，延长我吉会，欺诲［侮］我官府，侵占我土地，稍具爱国热忱，无不发指。所以我三省绅、商、学子，奔走呼号……停止其强筑长大，阻挠其延长吉会……为国家争平等，为人民争幸福。凡爱国志士，无不加额庆祝其成功。乃滨江道尹蔡运升、警察厅长高齐栋、县知事李科元抑制学生爱国运动，嗾使警察，擅自开枪击伤爱国学生不下三百余人，似此残杀行为，实属罪大恶极，依法应予重惩。”[13]11月13日，中东铁路三十六棚总工厂工人参加了反日抗路斗争，表示“誓做学生后盾”，并散发传单余份。这可以从事后反动当局的报告中获知（另可以获知此次运动有中共的作用）：“闻哈埠学潮发生以后，近有三十六棚工人，将相继发起游行示威。此项工人多有赤党从中煽惑，其名义虽与学生联合会相同，而其设心扰乱，别有作用，则与学生迥异。”[14]可以说，“一一·九”运动在策略与方法上直接套用了五四运动时期所形成的经验。

（四）运动的结果相类似：都延缓了帝国主义侵华步伐

五四运动在国内许多大城市发生，“5月20日—6月10日，学生罢课和骚动遍布多个城市”，产生广泛的影响，形成舆论的重压，中国（北洋政府）代表最终没有在有关条约上签字，“6月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对德和约，‘五四’示威的直接目的得以实现”；哈尔滨“一一·九”运动以及引发的社会各界的声援与支持，也形成了舆论的重压，反动当局被迫让步。年3月29日,张学良在与日本满铁理事斋藤良卫会谈中,严正表示：“东北当局决不就上述铁路签署正式借款和承包工程合同，原北京签署的预备合同作废。”[15]日本掠夺中国东北路权的如意算盘被打破，《满蒙新五路协约》最终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未能付诸实施。

二者的不同点分析

（一）面对情势不同

五四运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而没有得到公允的对待之时，“一一·九”运动是日本军国主义正磨刀霍霍向东北地区之际。前者是事与愿违，本应以战胜国的姿态，希冀得到应得的利益，废除日本胁迫中国签署的“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归还山东由德国强占的租借地和各种利权等，却得到几乎完全相反的结果——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悉数尽转让予日本！本来是战胜国却得到近于战败国的待遇：公理败于强权，所谓的巴黎和会实质就是个列强“分赃会议”，这个反差落差使国人出离愤怒，进而酝酿成为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后者是雪上加霜，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早有觊觎之心，仅就东北地区而言，日本一开始通过中日甲午战争谋夺辽东半岛未遂，后又通过日俄战争豪取南满权益得逞，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得陇望蜀、贪心不足蛇吞象，正如中共满洲省委在《告同胞书》中所言的，日本无限制的侵略东北地区，国人早已忍无可忍，于今又来夺取路权，故倡议国人要下决心，勇往直前……誓与日本帝国主义抗争到底！

（二）时空影响不同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影响是广泛的，当时就在全国乃至国际范围内产生影响，“不仅有广大的学生、工人、工商业者，而且也涉及到一些乡、镇地区的农民群众”和爱国士兵；革命的力量遍布大江南北，海外赤子也积极参与，日本、南洋（东南亚）、美洲各地的华侨学生及社会团体，也都纷纷展开了声援活动。后世的影响更是自不待言，中共在年把“5月4日”定为“青年节”之后，国民政府于年又把“5月4日”改定为“文艺节”；新中国成立后，年12月，又重新把“5月4日”正式定为“中国青年节”，以便后人永远铭记于心。五四运动在精神思想领域的重要意义不仅带来了“以个性解放、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科学思想为主轴……新思潮、新文化改革运动”,而且还彰显了民众的“救国热忱”（后来促进了国家“最高主权”（sovereignty）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观念）和“救亡图存”（抵抗外国侵略，保障领土主权完整的理念）的热切愿望，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的抬头，使之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做到了文化和政治的双重启蒙，实现了改革理性和救国热忱的完美配合。

“一一·九”运动主要在东北地区产生影响，尽管也通电全国，“各中学几乎都有学生集会活动，到市内作流动宜传，印发全国通电……”[16]也有很多旅平（今北京）同学会等纷纷声援东北地区的保路运动和学生运动，但是影响力终究是有限的。

当时的影响在地域空间上有所扩大：年11月15日，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声援哈尔滨学生的爱国运动，誓死反对日本修筑“五路”；中东铁路沿线双城、安达、昂昂溪以及巴彦、绥化、拜泉、依兰、宾县等地的学生都先后冲破阻拦，结队上街游行示威，开展保路斗争。此外，吉林、奉天（今辽宁）两省各地学生也都举行了集会和游行示威，反对签订新五路密约；当时旅居北京的东三省大学同乡会、奉天的中国大学路权保持后援会、吉林省同乡拒日筑路会等纷纷通电全国，声援哈尔滨学生的保路爱国义举。后续在时间上有所延长：哈尔滨的反日保路斗争一直延续至年，这一年的5月22日和11月9日，哈尔滨各大中学生又举行了反对日本劫夺“五路”的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尤其是11月9日纪念“一一·九”运动一周年示威游行，其人数规模超过年。该运动影响力只及东北一隅，未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实际行动，一来本身涉及的标的比较单一（铁路），二来主要涉及到中国和日本双边关系，顶天间接涉及到苏联和朝鲜（韩国），属于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的范畴。至于它在文化领域和精神领域只产生了有限的影响，远未达到五四运动的效果。

（三）历史定位不同

五四运动发生在巴黎和会期间，得到当时主要国家：英、美、法、苏等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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